送交者: 四不清 :

我是在北京当代商城边上的新东方英语学校认识她的。她是那儿的老师。
　　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用过分的沉默迎接了这个生于中国的非洲人。
“我叫戴安娜，坦桑尼亚人。……”她的这两句中国话竟然带有北京话的儿音，剩下的都是英文了，我全没听懂。
　　我之所以会在快四十的时候走进这个英语学校，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学英语。事实上我已经无数次开始过英语的学习，但无一例外地都是不了了之。这次的学习则是因为烦躁。离婚带给了我莫名的烦躁。我相信我的烦躁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十年未曾谋面的朋友在见了几次面后，怜悯而无奈地对我说，实在没事儿干就学学外语吧。
　　戴安娜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告诉她。我说我没有。她说我可以送你一个，“摩尔”，她在黑板上写着：ＭＯＯＲ，然后又重复一遍说，“摩尔”。于是我就叫“摩尔”了。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叫“摩尔”，她说，我觉得你的眼睛很象。
　　我说，象谁呢？
　　她说，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后来我猜想，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离婚吧。
　　戴安娜个子不高，比较瘦，腿非常长。也许我唯一能够说出的对她身材的概括就是，充满了非洲人的性感。
　　我特别喜欢她那双大而且直白热情的眼睛。也许是因为我看多了周围那种隐晦、暧昧、游离的眼睛了。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个区别吧。她的眼睛传达的都是那种简单、明确、有力的东西，没有矫情，没有造作，没有保留。她总是用一只手拿着书本，而另一只手完全张开、伸直，用上下或前后的比划来配合她的语气，总让我感觉她是在用明显不同于她黝黑的肤色的浅棕色手心向人们传达着她的真实。
　　我想我在这个班里可以和老师更快地走近的得天独厚的原因是，我的年龄以及我只是一个希望打发时间的学员。其实戴安娜也不是坦桑尼亚的白求恩。她也只是在等待去联合国的工作机会。她的父亲，坦桑尼亚驻华使馆的参赞在为她想办法。在一个雨天我主动送她回三里屯的家的路上，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在我生日的这天，我记得我们的课的内容是关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的介绍十分简单，我说我最爱的是我的女儿，我的身边没有朋友。其他十六个学员都专注于听懂别人的话里的每个单词以及自己的发言，没有人听出我的发言的所表达的心情。戴安娜用她那双大眼睛向我表达了一种困惑和吃惊。
　　下课后我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她站在大门口，等我走到她身边，她说：为什么？
我无法告诉她，我在生日的这天接到可以去办理离婚手续的电话，因为这个说法比较复杂，比较煽情，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所以我只能说，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然后我的邀请水到渠成。我们在三里屯最北边的那间酒吧坐到快一点钟。我发现对于消除腼腆与隔阂，敞开内心，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来说，酒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东西。我对她那种特有的经常故意带上儿音的外国人的北京话印象深刻，但对于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话而用去了那么长时间，就毫无印象了。我记得我们走出酒吧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你跟看上去的不一样，你真逗，哥们儿！
　　我的回答是，我是你哥们儿？我当你爸还差不多！
　　她用手拍着我的胸脯说，哦，中国爸爸！一边儿呆着去吧！
　　
　　临近圣诞。
　　我给戴安娜拨通了电话。我问她可不可以一起过圣诞，她说不知道。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平安夜里，我陪着三个生意上的朋友在歌厅唱歌。看着他们平时积聚的能量在酒后百般亢奋却又不能彻底发作，让我无地自容。我知道他们是因为我以及相互的存在，都不敢撕下最后的面具。
　　戴安娜来电话了。她说她在亚运村的一个酒吧。我立即叫来服务员，开了三间客房，给三个人各自留下活动经费，用一串极其恳切和快活的抱歉离开了包房，往亚运村赶去。
　　整个酒吧里音乐震天，灯光闪灭，烟雾缭绕。所有的人都象在世界末日到来的前夜一样夸张地快活，声嘶力竭地说话。我在吧台前找到了戴安娜。在她的酒杯边上，还有一个喝了一半的酒杯。她在我伸出的手上拍了一下，也不说话，然后加入到中心的一块跳舞区的人群中，把两手举在头顶上相互纠缠着，浑身扭动和颤抖起来。
　　跳了一会儿，她回到吧台边上，指着另一个酒杯对吧台里的服务员说，拿掉吧。然后举杯对我说，干杯！又接着去跳她的舞了。她醉了。她在灯下仍然举着双手，低头向下，旁若无人地欣赏着自己身体的舞动。我则在一种激动之中，欣赏着她舞动的身体。她的胸部并不大，但是她的臀部翘起的曲线异常丰满完美，动人心魄。我想，我也醉了。
　　音乐更加震撼了，确切地说已经不是音乐了，只剩下极其强烈的节奏了。不光跳舞区的人们，就是其他坐着站着的人们甚至包括吧台、椅子、酒杯等等酒吧的一切，都在那种节奏中震动着。功率强大的音响发出的节奏混没在所有的人的疯狂跺脚声中。人们似乎都疯了。
　　然后我看见她忽然停了下来。我在间歇闪耀的灯光里，看见她的脸上忽然没有了陶醉，她向吧台的方向失落地张望着。然后走了回来。
　　我凑在她的耳边问，怎么了？
　　她说，我在想家。
　　我用胳臂拢着她的肩，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她的身体，让我晕眩。
　　高潮过后，音乐再次出现。但音量小多了。
　　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全家的照片。在她的指点下，我从那十几个人中找到了那个跟现在完全不象的她。我一边看，一边忍不住笑。她问，你为什么笑？
　　我笑够了以后告诉她，真丑。
　　她朝我转过身，一手抓着我的胳臂，一手抓着我的胸襟，笑着对我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你　是　不　是　想　死？！”因为有音乐声，她说话的声音很大。
　　我用和她一样的表情大声说，“那　要　看　怎　么　死？！”然后挑战地盯着她。她明白了我的意思以后，笑着说，你有太太，你不敢。我大声说，我没太太，我敢。那时我相信我也喝多了。
　　站在吧台里面的男服务员象看电影一样，毫不回避地瞪着我们看。
　　音乐再次强劲，人们再次开始疯狂跺脚舞动。她又汇入了跳舞的人群。一群年轻人围在她的周围快活地起哄，她在中心越发陶醉和投入，引来阵阵口哨和叫喊声。
　　她再次回来以后，把两只手放在我的胸前，干脆地问我，你真的想死吗？
　　我对她说，你听我的心跳，我正在等死！

　　那天的夜晚并不寒冷。从酒吧出来，她甚至提出我们在街上走走。然后我们才开车离去。

　　第二天中午，当我拉开位于西三环边上专家宾馆的窗帘时，她醒了。然后问我：平安夜，过了吗？

我的联系电子邮件: